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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访渔村十里红

 

●总策划:柯冬林 贺少雄 谭华伟 熊文礼

●策 划:郭孝洪 方龄皖

●撰 文:聂 烽 丁 薇  ●摄 影:王康明

不忍说再见

聂 烽

这是我们第三次写江南磨基山脚下的这个小渔村了,来之前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写了,来了后却发现这里的故事说不完,特别是关于打鱼的故事,说几天都说不完。

但是故事越听越多,内心的苦涩越来越浓,因为再过不了多少年,这个曾经闻名的小渔村就将彻底消失了。

再也没有水獭来帮助打鱼,再也没有小孩子在渔船上长大,再也没有家长愿意下一代 “接班”当渔民了,再也没有一网子下去几十斤收获了。

有的只是对长江全面禁渔传言的惴惴不安,对拆迁征地后的新生活的期待和忐忑。

渔村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选择,但是真正“上坡”的那一刻,或许谁都不忍说再见。

郎打鱼,姐织网十里红繁盛的渔事日渐荒芜

16日上午,我们乘坐27路公交过了长江,在点军区政府站下车,跟朱市街社区网格员石玉环接上了头。

往磨基山方向走上几十米,就到了外校的路口,拐进去后再步行百余米,就是一条水泥乡村公路沿江而铺,路的尽头就是十里红村了。

其实现在的十里红村挺大的,东起磨基山,西至城墙岭下农科所。“是几个行政村合并的,但是我们说起十里红村,都是指原来的十里红村,就是磨基山下江边这一带。”石玉环说,“现在我们去的是原来十里红村二大队。”

村口是几家农家乐,一些放暑假的小孩在阴凉地玩耍。往前走,就是一家小卖部,几位老人在门前悠闲地聊着天,看到网格员带着人来也见贯不怪,他们知道村里的教堂和龚家老屋很出名,许多客人都喜欢来这里看一下。

3

80岁的刘传英熟练地补着渔网,60年前嫁到杨家之后,她就学会了织渔网补渔网,与丈夫杨文杰过了一辈子打鱼生涯。

关于“十里红”的由来,每个村民都能说出不同的故事

小卖部门前,水泥路就没了。

门对面一条小路,往里面走10来米,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出现在我们面前,这就是龚家老宅了。

据称,龚家祖先于清朝中叶从秭归顺江而下打鱼,在这块地方落地生根,至今已传了有十多代,在屋后背面还有龚家第一代先祖龚绍培的墓碑。

斑驳的墙壁、木质的楼板,走进屋内顿时觉得要比外面清凉不少。老房子是村里年代最久远的民居,当年曾被侵华日军占用。龚家四兄弟同住,如今老大已经不在了。因年代太过久远,屋子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。龚家兄弟中的老二龚永先就跟我们抱怨,自从划定拆迁征地范围红线后,就不允许再对房子进行整修了。

从龚家出来回到小卖部门前,沿着村里的小路朝里走,穿过一段田埂,就能看到被灰色围墙围着的建筑,这里就是教堂了,据说是用1891年“宜昌教案”的赔款修建的。

走进围墙内,右边是两间平房,墙壁上还能看到以前的红色标语,这里曾经还是村里的办公地点。

平房门前是一口池塘,早已看不到以前一池碧水的样子了,浮萍、杂草和垃圾充斥其中,这里已经荒了很多年了。

池塘上方还有一间平房,屋顶还有一枚十字架,只是屋门紧锁,挡住了我们参观的步伐。“有个老人在这里居住,平常看不到人。”石玉环说。

据说,这座教堂修好后,很多住在江对岸宜昌城的洋人,经常雇船过来做礼拜或登磨基山,也由此引出一段关于“十里红”名称的由来。

1882年起担任宜昌海关帮办兼助理的奥古斯丁·亨利,就过江来过十里红。英国植物学家谢默斯·奥勃良著作《沿着奥古斯丁·亨利及其中国植物采集人的足迹》中记载:“当时寺庙(十里红的白雀寺)的周围种植了很多不错的树木,包括场面壮观、色彩瑰丽的石楠,这种树俗称千里红,它的花和树叶都很好看。”

红叶是哪一种树种,有待专家研究,但是漫山的红叶,让这一片土地得名“十里红”, 明朝刘戡之在《和陆放翁题峡州甘泉寺》一诗中写道“寺静全宜暑,枫多最艳秋。”

关于十里红这个名字的由来,村民都能说出一个故事传说,点军区文化工作者就曾进行过梳理。

有称因地理特征得名,因当地很多山体是红壤、江边多砂岩,遇大雨大水山体泥石奔流,一片红色。

还有说因夷陵之战得名。相传陆逊火烧联营,十里都可以看到满天红光,刘备仓皇从江南古蜀道逃跑回蜀地。

不过《东湖县志》记载又是另外一个说法:“纱帽山在县西十里紫阳山下,有明少宰王篆祖墓。相传明知州杨春震坏其砂臂,山脉遂衰”。意思是杨春震跟王家有过节,便将传说王家祖坟所在的风水宝地“蜈蚣地”用桐木钉死,霎时血水涌出流至长江达十里之遥,民间遂有“挖断纱帽山,血流十里红”的传说。

还有人说,十里红为“石榴红”的谐音变化。当地百姓传说至今沙滩上还埋着一块刻有“石榴红”地界的石碑,在宜昌古今很多典籍中也多有“江南石榴红”的字眼。《沿着奥古斯丁·亨利及其中国植物采集人的足迹》中也明确把十里红称为石榴红。

2

十里红曾经家家有渔船,如今每天出去打鱼的渔船不足10艘。

十里红曾经家家有渔船,如今只有13艘还在下水

从教堂出来,往靠近江边的山麓走去,就是杨文杰家。81岁的他正坐在屋前凉棚下抽烟,他80岁的老伴刘传英和二儿媳妇正在补渔网。

1977年,因为修建葛洲坝,杨文杰一家从坝上的前坪村移民搬迁到十里红。“当时家里没什么家具,就是把锅碗瓢盆和被窝往船上一丢,然后6个人上船,摇着船桨到十里红定居了。”杨文杰语言表达和听力、视力都有问题,刘传英成了家中的“发言人”。

找当地村民买了间土房,将公公安排住在岸上,刘传英和杨文杰带着4个儿女住在船上。“那时候没有柴油机,全部靠摇桨,我们去庙嘴那捕鱼,都是从十里红江岸边沿着孝子岩往上用人力推,推上去要一个小时,然后横渡长江撒网。”她说,“老头子眼睛、听力都有问题,我要摇桨,还要负责看天气、江上船只以及水流,他只负责撒网收网。”

一个人要负责这么多事,难免有疏忽的时候。1992年6月份的时候,刘传英在捕鱼的时候没来得及看水流,结果一个大浪打来,直接将渔船掀翻,夫妻俩被分开冲得老远。熟悉水性的杨文杰迅速游上岸去找人帮忙施救,不会游泳的刘传英只能抱着江面漂着的一个圆木筒,在江面随波逐流。“漂了半个小时,才有人把我救上船,然后再来人把翻掉的船拖回岸边。”她说。

虽然年事已高,但是刘传英手中补渔网的动作丝毫没有耽搁。“这是60年前嫁到杨家之后才学会的,当时渔网全部靠自己织,坏了自己补。”她说,“我跟十里红村的媳妇一样,嫁过来就要学会织网补网,男丁少的户,女人还要学开船,等老人们搞不动的时候,就要上渔船‘接班’,我家的二儿媳妇就是嫁过来学的这些,我们老两口60岁就干不动了,二儿子就接过了这条船,干了20年。”

刘传英家的捕鱼生涯传承了至少三代,这在十里红算是传承较少的了,这里的村民自古以来都是以打鱼为生,传承了无数代,只是有记忆的都是四代左右。

从刘传英、杨文杰家离开,到了村口,就看到农家乐正对面是一个公园,有观景平台,还有凉亭。站在观景平台上往上游看,9艘乌篷船停泊在江边。

这时还不是捕鱼的时间,船主们还在家里午休,积蓄精神和力气,留待深夜或者第二天凌晨的时候,发动马达去至喜大桥上下江域打鱼。

朱市街社区居委会书记王勤告诉我们,最高峰的时候这个十里红村二大队家家有渔船,“每到休息的时候,江边停了百余艘渔划子。”

十里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渔民?仅仅是跟住在长江边有关吗?我们查阅资料发现,十里红江段曾经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四大家鱼天然产卵场之一,渔业资源丰富。刘传英向我们描述当年的渔获盛景:一网下去能打到几十斤鱼,网上密密麻麻都是,一个月下来少则400多斤,多的能收获千斤左右。我们的同事以前采访的老渔民闫国章就说过,一年下来除开3个月的禁渔期,能有5万元左右的收入。

如今,长江水产资源逐渐减少,许多渔民放弃了祖辈传下来的行当,“上坡”从事新的营生。王勤说,如今真正还在下水的渔船只有13艘,“每天出去打鱼的渔船可能就更少,不足10艘。”

 

天微亮,老陈在大江撒下第一张网

18日凌晨4点,我们还要靠闹钟叫醒的时候,陈林已经起床了。洗漱完毕,已经4点40分了,61岁的父亲陈志明已在家门口等着他了。

出门到江边,找到自家的渔船,陈林先上船到了马达处,发动马达后,解开船舷两侧的木桨,陈志明接着上了船,拿起篙杆撑向岸边。

船一动,陈林就摇动船桨掉头。往常船会沿着长江南岸,经孝子岩、城墙岭逆江而上。不过这次,他们要到镇江阁,接我们一起去打鱼。

凌晨五点,陈志明父子的渔船朝着大江奔去,找“窝子”撒下第一张网。

陈志明通过西坝船厂的门吊 来确定捕鱼“窝子”

凌晨4点50分,我们在镇江阁眺望江南,只能在模糊的灯光中看到影影绰绰的模样,江面只有几艘货船穿行,看不到陈林的渔船。

5点11分,一艘货船从我们面前经过,我们惊喜地看到,货船尾部不远的地方,一艘渔划子正朝着北岸进发。此时,天边开始泛白,我们听到渔划子的马达声转小,站在船头的陈志明拿起篙杆撑向江底,把船靠在了护坡前1米处。

想上船还得趟点水,凌晨的江水感觉要冰凉很多。陈志明伸手将我们拉上了船,踏上渔船那一刻,感觉船摇晃了几下,我们赶紧在甲板上坐下,穿起前一天从三峡水文局借来的救生衣。

待我们坐稳后,船开始后退,我们看到陈林不断晃动马达上的操纵杆,很快渔船来了一个华丽转身,朝着江南开去。

5点25分,天空越来越亮,我们看到眼前就是孝子岩了,此时渔船又来了个90度转身,船头指向了至喜长江大桥。

江面很平静,江风吹拂面庞,睡意全无。陈志明坐在船头,一言不发,望着江面。因为他听力不好,我们便来到船尾,跟陈林聊了起来。他说,往常从十里红到打鱼“窝子”需要半个小时左右。

逆江而上,快到城墙岭下的江面时,只见岸边有个男子正在用舀网在江边舀鱼,几分钟起了7次网,没有任何收获。陈林指着男子上游10米处江面一个泡沫物体说:“那是别人下的渔网,直接固定在江里,想在渔网下游舀鱼,基本不大可能。”

说话间,至喜长江大桥就到眼前了。陈林说,至喜大桥为了保护长江里的鱼,没设桥墩,也方便了渔民,“下网之后顺江而下,到桥下游100米处收网,如果有桥墩,就非常不方便了。”

过了大桥,就看到船头的陈志明站了起来,一动不动地看着西坝,偶尔会转头看向船尾然后打手势给陈林。“我爸爸是让我调整方位,我们的打鱼‘窝子’在西坝船厂左侧门吊江面,他就看门吊来指挥我开船。”陈林说,这里水域宽,水面静,所以选在这里撒网。

渔网收到三分之一时 中部挂着一条鱼

船停下来后,马力却丝毫没有减小,毕竟还要抵抗江水的流速。这个时候,陈志明弯腰拿起船头甲板一根顶部绑着泡沫的圆木柱,朝着江中远远抛去,陈林则动了下操纵杆,船便掉头朝西坝方向驶去。

这根木柱是个浮漂,用以确定渔网的起始位置。只见系在浮漂上的绳子,不断朝江水中放去,挂在竹竿上的渔网也开始下水,从抛浮漂到渔网全部下水,船向西坝行驶了有100多米。“渔网下有重物,可以让网沉到江底,最后通过控制浮漂到船的距离来确保渔网能沉底。”陈林一边谨慎地看着江面,一边跟我们介绍,“这个时候尽量就不要跟我说话,我要观察渔网这段距离有没有船或游泳的人经过,还要看江面是不是要起风,并注意水流的方向。”

我们赶紧停住了发问,静静地看着陈林用专注的眼神观察江面情景,此时陈志明也是一动不动看着江面,似乎在猜想水底的网是不是捕到鱼了。

等到陈林说“准备收网”时,我们发现,渔船不知不觉已经顺江而下,被江水带到了至喜桥下游的城墙岭江段了,岸边那个用舀网捕鱼的大叔依旧在不停地忙活着。

站在船头的陈志明像拔河一样,把系渔网的绳子不断朝上提,很快就看到渔网出了水面。渔网取上来后挂在竹竿上,陈老爷子挂了有10多米长的渔网,一条鱼都没看到。正当我们心里开始犯嘀咕,是不是因为我们坏了什么规矩而打不到鱼时,只见渔网收到三分之一的时候,中部挂着一条鱼。我们赶紧拿出手机不停拍照发在朋友圈里,陈林笑呵呵地说:“那是条麻花鱼。”

大约10分钟后,渔网全部收起,我们一数,有4条麻花鱼。陈志明弯着腰,从渔网上取鱼,每取下一条鱼,就丢在船头甲板下的储水池里。有一条麻花鱼比较肥,卡在渔网上有点紧,陈志明花了两分钟才取下来。

渔网全部收好后,确认再也没有鱼了,陈志明把浮漂拉上船,挥了挥手,渔船又掉头往上,朝着“窝子”行进。

上周网起一条长江肥鱼 一斤卖了百把元

6点10分,又到了西坝船厂门吊江段,抛浮漂、放网,顺江而下,到了城墙岭江段收网。这次有5条鱼,也都是麻花鱼。陈林有点失望,“前几天捕鱼的时候,一网下去能有10多条。”陈林说,捕的鱼都不用拿去卖,村口的农家乐直接全部收了,“每次捕鱼大概有10斤左右,刨开自己吃的之外,其余就全部卖农家乐了。”

网还没有收完,江面上的渔船有些晃动,陈林看了看天,对我们说:“你们要下船了,江面要起风了,太危险,渔船太小,不敢让你们在船上久呆,安全第一。”

等陈志明把渔网全部收好,陈林加大马力朝城墙岭的“起坡处”(即上岸处)开去。打鱼归来途中,他跟我们算起了账:捕鱼一次要耗费5升柴油,油费30元钱左右,至少要网起2斤麻花鱼才能保本,网到4斤,自己人吃的鱼就有了,后面就是一天的收入了。他说,“上周我们网起一条长江肥鱼,一斤100多元钱,算是小赚一笔,不过今年总体不行,到这个时候收入还没过万,去年这个时候已经快2万了。”

话音刚落,船已靠岸,陈林熄灭了马达摇起桨来,陈志明把我们扶着下了船。这个时候,岸边有几个钓鱼的人问起渔获情况,陈林喊着:“今天不行,还没搞到10条,得赶紧趁着风不大再下几次网。”

我们站在岸上看到,陈志明回到船上,陈林发动马达,迎着清晨的朝阳,往至喜长江大桥驶去,再一看手机已经7点08分。

 

水猫子捕鱼绝技现在已经没人会了

在陈林家,他的父亲陈志明给我们讲述以前捕鱼的情景时,经常伸出双手比划,我们看到他的右手虎口处,有一条长达5厘米的伤疤。

细问之下老人才说:“这是以前家里船上养的水猫子咬的,水猫子拴在船上,我走过去的时候它突然蹿起来,咬住我的右手,怎么打也不松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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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码头的老照片显示,以前渔民船上都养有水獭用以捕鱼。(资料图片)

溪深鱼肥居人每饲獭以取之

水猫子是水獭的俗称,主要栖息于河流和湖泊一带,尤其喜欢生活在两岸林木繁茂的溪河地带,善于游泳和潜水。

文史研究学者、枝江一中教师周德富,曾在一张拍摄于1911年宜昌码头老照片上看到,一艘渔船上拴着一只水獭,便对此进行过研究。

他查阅资料发现,宜昌古代渔民,利用水獭“取鲤鱼置水边,四面陈之,世谓之祭”的习性,训练后帮助捕鱼。他告诉我们,清代著名戏曲作家、时称“吴中才子”的詹应甲曾于嘉庆年间在远安做了上十年的县令。詹应甲在《初至高安》(高安即古远安)一诗中曾写到“山鸡张猎网,溪獭趁渔船”,并自注“溪深鱼肥,居人每饲獭以取之”。

但是周德富却从来没有见过渔民饲养水獭捕鱼,结果陈志明向我们证实了: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,十里红的渔民几乎每条船上都有一只水獭来捕鱼。

趁水獭换气时,抢它嘴里的鱼

陈志明从记事起,就知道家中养了一只水猫子,当时全家人都是住在船上,水猫子就拴在船头,只有到了江中才会松开。

这只水猫子是他的父亲从贩子手里买来的,买来的时候还专门用秤称了。“一般低于2斤或超过2斤的都不要,太小或太大都不好训练捕鱼。”他是从父辈口中听来的这些,“买来后或抓来后,都用平常打的小鱼来喂养,养到4斤重的时候就开始训练捕鱼。”

他见过父辈训练水猫子,在江边浅水区找一块水域,将水獭捕鱼用的锥形渔网宽口朝下压至江底,再将渔网底部系住的网口松开,把水獭放进渔网罩着的水内。“把两条大鱼丢进水里,水猫子平常吃鱼吃习惯了,就去叼鱼,叼住后浮到水面换气。”他回忆说,“然后父亲一把抓住水猫子的颈部,将水猫子叼的鱼给‘抢’下来,再把鱼丢进水里,就这样周而复始,要训练一年左右。”

水獭捕鱼技艺,早已失传了

1972年陈志明初中毕业,上船跟随父亲打鱼,当时水獭还在,捕鱼多靠水獭,很少用流网。

他说,每次出发捕鱼前,父亲会有意识地将水獭饿上一段时间,以免水獭到了江里不去叼鱼。一般用水獭捕鱼的水域,都是看锥形渔网的深度,要确保锥形渔网宽口能直抵江底,且渔网另一端网口在水面上方。“放下渔网后,就把拴在船头的水猫子赶到水里。水猫子因为饿了,会先把渔网水里的小鱼吃掉,大的鱼一口吞不下去,就会叼到水面换气,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把鱼抢下来。”

一般水獭捕的鱼都有伤口,甚至有些地方会被水獭吃掉。用水獭捕一次鱼,跟撒网捕鱼的渔获差不多。“网里的鱼叼完了就换地方再下网,直到水猫子没力气了或者不叼鱼了就回家,一次能打几十斤鱼。”陈志明说。

家中的水猫子1974年“寿终正寝”,陈志明按照父亲的吩咐埋在了山上。他父亲和村里其他没有水獭的渔民一起,四处寻找水獭想再抓一只或买一只,但是到了松滋、岳阳、孝感、枣阳等地,始终没有办法“弄”到水獭。“从那个时候开始,村里的水猫子慢慢少了,几年后再也没有了,这个捕鱼的手段也从此在十里红消失了。”说起水獭捕鱼,陈志明十分遗憾,“即便现在有水猫子,也没人会训练了。”

文章来源:http://news.sxxw.net/html/20178/19/416532.shtml